清高宗乾隆帝对权力的深意想象十分独特 ，巧妙借用诗狱的胡中何平办法，塑造权力象征，藻诗胡中藻的狱乾诗文便成为了这一象征中的集中表达者
。胡氏诗文实属平常的隆帝吟讽之语，不过是常诗管家婆一肖一码100%准确些与亲朋故旧之间的文期酒会之作
，却被乾隆帝细读出“深意”来。文中

对诗题的读出解读

胡中藻，字翰千，深意号坚磨生，胡中何平江西新建人，藻诗曾任翰林学士，狱乾陕西、隆帝广西两省学政，常诗本是文中一个普通的士子。

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，清高宗下了一道密诏 ，要求广西巡抚卫哲治 ，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期所出试题 、与人倡和的诗文以及一切恶迹彻查后上奏，并一再叮嘱其慎重 、保密
。卫哲治不敢怠慢，两日后 ，即严密调查了胡氏在广西的踪迹，并十分庄重地陈奏乾隆帝 ，其中指出“凡考试于扃门后复查号卷极其繁琐，至为人办事刚愎自用”，“诗文摭拾子书中怪僻之语以自炫其新奇，并不归于清醇雅正” ，并且将胡氏在广西学政任上所出之试题、倡和之作、刊刻诗文一并呈上
。

乾隆帝

三月，乾隆帝再度下谕 ，要求陕甘总督臣刘统勋亲往鄂昌抚署，将其与胡中藻的往来应酬诗文、书信严加搜查 ，另外 ，鄂昌与他人往来字迹中涉及讥刺 、嘱托的内容也一并查封 ，送达京师 。与此同时，乾隆帝又下令军机大臣，指出“胡中藻所著《坚磨生诗钞》悖逆讥讪之语甚多”，而张泰开提督学政时为其作序编次刊刻 ，虽在内廷行走，见到胡氏的悖逆之作不知痛心疾首 ，反而为之刊刻传播 ，“实乃丧心之尤” ，要求在京总理王大臣会同阿里袞严加讯究 。最新版2024十二生肖表嗣后，乾隆帝下旨严厉指责胡中藻 ：

我朝抚有方夏 ，于今百有余年。列祖列宗，深仁厚泽，渐洽区宇，薄海内外，共享升平。凡为臣子 ，自乃祖乃父以来，食毛践土，宜共胥识尊亲大义，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，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，诋讪怨望如胡中藻者，实非人类中所应有。其所刻诗，题曰《坚磨生诗钞》，坚磨出自鲁论，孔子所称磨涅，乃指佛肸而言
。胡中藻以此自号，是诚何心 ？从前查嗣庭、汪景祺 、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诪张 ，大逆不道 。蒙我皇考申明大义，严加惩创
，以正伦纪而维世道 。数十年来，意谓中外臣民，咸知儆惕，而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

乾隆帝对清朝定鼎以来的光荣而厚重的历史进行了详细追述，文辞雅丽 ，慷慨激昂，斥责胡氏虽得清廷荣宠 ，然“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，他对胡中藻诗集的题目《坚磨生诗钞》进行了细密解读。“坚磨”二字本出自《论语》“不曰坚乎 ，磨而不磷；不曰白乎
，涅而不缁 ，吾岂瓠瓜也哉？焉能系而不食？”，大义是天天彩246天下彩二四六
，晋国赵简子的家臣佛肸准备叛乱 ，召孔子加入其中，孔子则以磨、涅自喻 ，以示自己不会与佛肸同流合污 。然乾隆帝却将之理解成了胡中藻以“坚磨”为号乃是有反叛之心 ，并与查嗣庭 、汪景祺 、吕留良诸人的情形对比。乾隆帝对胡中藻诗集题目的理解与《论语》中的原义南辕北辙 ，实在是张冠李戴 。

对诗文的解读

紧接着，乾隆帝又正式解读胡中藻的诗文 ，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

一是 ，讥刺本朝，私议国政。乾隆帝指出：

如其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
。三代而下，享国之久 ，莫如汉唐宋明 ，皆一再传而多故。本朝定鼎以来 ，承平熙皞，盖远过之 。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 。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至《谒罗池庙》诗，则曰“天匪开清泰” 。又曰“斯文欲被蛮满洲”。俗称汉人曰蛮子，汉人亦俗称满洲曰鞑子
，此不过如乡籍而言，即孟子所谓东夷西夷是也。如以称蛮为斯文之辱，则汉人之称满洲曰鞑子者 ，亦将有罪乎？再观其“与一世争在丑夷”之句，盖可见矣 。

乾隆帝认为，胡中藻诗集中“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是否定本朝的旷古功业，与当下承平之世的局面极不相符 ，而“一把心肠论浊清”“天匪开清泰”皆是非议清朝。“斯文欲被蛮满洲”“与一世争在丑夷”则是挑动夷夏问题 ，质疑清人的身份。这几句是诗文中再平常不过的句子，却被他抓住了机会。乾隆帝接着指出
，《语溪照景石》诗中用“周时穆天子，车马走不停”“武皇为失倾城色”两句与所咏之物并无关联  ，只不过是借周穆王、武皇来讪谤本朝而已
，至于“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则是在讥刺乾隆帝不开门听政，“白雪高难和，单辞赞莫加”“三才生后生”皆带有指斥之意。他还认为“一川水已快南巡”“周王淠彼因时迈”是暗自用昭王南征之事来指责自己，而“那似偏灾今降雨 ，况如平日佛燃灯”一句则是私议蠲免之事 。就胡诗本身而言 ，不过是用了一些常见的历史典故而已
，即便是心有怨怼 ，也不至于如乾隆帝解读的那样。

二是 ，诗语险僻，心术叵测。乾隆帝指出：

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
，知其心术叵测 。于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，宜崇平正。今见其诗中
，即有“下眼训平夷”之句 。下眼并无典据，盖以为垂照之义亦可，以为识力卑下亦可 ，巧用双关云耳。至其所出试题内，《孝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 ，时乘六龙以御天 ，如伊所言，岂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又如“鸟兽不可与同群”，“狗彘食人食”
，“牝鸡无晨”等题，若谓出题欲避熟 ，经书不乏闲冷题目，乃必检此等语句，意何所指
？其种种悖逆 ，不可悉数。

乾隆帝认为，胡中藻作为学政，应该以论文取士 ，当崇尚平正之风，而诗“下眼训平夷”一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而其所出的试题中“乾三爻不象龙”，乾卦六爻本取象于龙，是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而乾隆乃年号，龙与隆同音 ，有诋毁之意
 ，至于“鸟兽不可与同群”
 ，“狗彘食人食”
 ，“牝鸡无晨”等题则完全是悖逆之语。如果说“下眼训平夷”是过于平庸的句子，那么以“龙”与“隆”做文章实在是过于夸张了，与“隆”音同字实在不胜枚举，难道皆是违逆？至于“鸟兽不可与同群”等语分别出自《论语》《孟子》《尚书》等经书之中，并未溢出试题的范围
，亦无可指摘 。

三是 ，依草附木，攀援门户。乾隆帝责难道胡中藻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 ，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一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他还痛批胡中藻、鄂尔泰阴结门户：

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 ，文辞险怪，人所共知 。而鄂尔泰独加赞赏 ，以致肆无忌惮 ，悖慢诪张。且于其侄鄂昌，叙门谊 ，论杯酒 。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
，适以酿成恶习耳。胡中藻依附师门，甘为鹰犬 。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 ，牢不可破。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辈为匪类也 。

乾隆帝指出 ，正是鄂尔泰的赏识
，才致使胡中藻肆无忌惮 ，同时与鄂昌交好 ，胡氏“依附师门 ，甘为鹰犬”，而诗中所涉及的人物还有张廷玉、张照，可知“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
。满臣鄂昌也正是与胡氏的此一关联而遭治罪，乾隆帝在谕旨中严厉斥责鄂昌，他指出，鄂昌虽身系满洲 ，世受国恩，见到胡中藻悖逆诗词
 ，不但不知道愤恨，还与之来往唱和
，实在是“丧心之尤”，其《塞上吟》词句粗鄙不堪，而且背谬之甚，称蒙古为“胡儿”，蒙古与满洲本属一体
，如此称呼完全是“自加诋毁”，在鄂氏家里查出的塞尔赫《晓亭诗钞》内有作明泰妾杜贞姬的一首诗，此诗则实属颠倒黑白 。

乾隆帝指出的三条罪证，前两条多是曲意附会，一味捕风捉影而已
，而最后一条亦是值得商量的，胡中藻为鄂尔泰座下
，与鄂昌交好 ，这是科举时代无法避免的情况，一旦开科取士，门生、座主的联结就已经形成了 。

此案最后的处理是
，胡中藻被立斩，鄂尔泰则被撤出贤良祠，鄂昌则被削职 ，最后赐死。此外，刊刻胡氏诗集的张泰开遭降职，知情不报的李蕴芳被处死，与胡氏有文字通信的裘曰修遭革职。

胡中藻诗狱的发生，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震荡，时任吏部尚书的梁诗正感慨“总之笔墨招非，人心难测，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 ，免贻后患”“从不以文字与人交往
，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如此小心翼翼，生怕因文字招惹是非 ，可见，胡中藻案给当时的士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整饬风俗与恩威并施

乾隆帝还借胡中藻一案整饬江西士风 ，他在谕旨中明确要求：

江西一省风俗浇凌，妄诞好事，连年所犯如伪稿等重案不一而足
，必应大加整顿以挽浇风 ，前将胡宝瑔特行调任者
，实为整顿通省计
，非止为查办胡中藻一人计也，胡中藻现已审明正法 
，其律应缘坐家属及一应干涉之人俱已有旨宽免 
，部文即日可到，但恐胡中藻正法之后或有党恶好事之徒妄为不平 ，造言诽谤 ，此等舞弄笔舌之事所关于世道人心甚大
，不可不严密访拿 ，以示炯戒 。

他严厉斥责江西“风俗浇凌，妄诞好事”，诸如孙嘉淦伪稿等重案连续发生，故要大加整顿 ，此前特意将胡宝瑔调往江西，不完全是因胡中藻事，也是为了处理后续事端，以防拿此事故意滋事者。

乾隆帝特意提及孙嘉淦伪奏稿案，此案发生在乾隆十六年（1751） ，时人伪托廷臣孙嘉淦伪造奏稿，大肆讪谤朝政，甚至捏造硃批，四处传抄，涉及十七个行省，引起乾隆帝的高度警觉
。他下令深查此事，前后牵涉的案子多达八十余起 
，缉捕人数高达千人之众。伪奏稿中的内容极为刺激 ，其一是抨击乾隆帝南巡之事 
，其二是斥责乾隆帝冤杀贵州总督张广泗，并为其鸣冤，其三是遍劾重臣，指斥其失道 。这封伪奏稿将乾隆帝与其臣僚几乎是“一网打尽”，使得乾隆帝毫无颜面
，直至胡中藻案发，他亦对此事耿耿于怀 。伪造奏稿之事实际与孙嘉淦无关，不过孙氏乃江西人，乾隆帝遂将此事与胡中藻案强制牵合。

在谕旨下达不久
，大学士 、九卿上奏，要求照查嗣庭逆案例停止江西乡会试 ，乾隆帝却表示 ：

江西风俗嚣凌固应整饬，大学士 、九卿所奏亦惩戒恶习之意 ，但因胡中藻一人而阻通省士子上进之阶 ，朕心实有所不忍，所奏不必行，嗣后如再有此等悖逆之案
，不但暂停数科，必当大示义正以挽颓风，该省士民其共知所儆。

也就是说，他关注的重点仍然是江西风俗的问题，不必因胡中藻一人而影响科举。乾隆帝的处置办法与雍正帝对查嗣庭案的处理是颇为相似的 ，雍正帝在查嗣庭案解决完毕以后，特意要求整顿浙江士风 ，并特意委派观风察俗使前往，同时，下令停止的浙江乡会试，只不过，乾隆帝并没有像雍正帝一样暂停科举 。对于清帝的“法外开恩”，署理湖南巡抚杨锡绂特上陈奏 ，加以颂扬：

窃逆犯胡中藻狂悖性成 ，肆行讪谤，为覆载所难容、臣民所共愤，蒙我皇上如天之仁，免其寸磔，仅肆市曹，并免缘坐株连，恩施法外
，凡稍有人心者无不感激圣主鸿恩，共敦人伦大义  ，惟是江西士习民风浮薄嚣凌已非一日，经大学士 、九卿等奏请将江西一省乡会两试暂行停止，以示儆戒 ，实属罚所应行
，乃复蒙皇上天恩，不忍因逆犯胡中藻一人而阻通省士子上进之阶 ，降旨所奏不必行，臣籍隶江西，身忝卿列，沐圣主矜恤全省之恩，感激难名，惟有率先子弟，诫语乡闾，期于痛改积习 ，仰副高厚深仁 。

他将胡中藻批判一番后
 ，笔锋一转，对乾隆帝表达极其感戴之语 ，清帝不因胡中藻案而停止科考之举 ，实在是“蒙皇上天恩”，而自己作为江西人 ，身在卿列
，“沐圣主矜恤全省之恩，感激难名”，只有率先垂范，才能痛改积习，不负高厚深仁。而江西巡抚胡宝瑔也是对清帝极尽褒赞 ，他认为胡氏之案比查嗣庭 、汪景祺更甚，按照老案的处理，胡氏一家几无可免 ，正是“蒙圣恩宽宥，于义正之中仍寓仁育”，对胡氏家属则格外开恩，决心“广宣圣德  ，谆谆化导，力为振刷”
，以此收拾人心 ，扭转风俗 。胡宝瑔不但将胡中藻案查的水落石出
，还对胡氏家族的情况进行了陈奏
，他指出，胡中藻及其父胡大祉、子论洙等祖孙父子恶贯满盈，“刻薄嚣张，地方侧目”，在回乡后 ，更是骄蹇横肆，贪得无厌，为乡里所不齿 ，他的亲戚宗族更甚 ，导致人人痛恨，他的母亲也是刻薄阴险 ，即便现在已逾八十，“悍戾狡黠，人所共指” ，所以胡中藻被捉拿，是大快人心的，如此
，则江西的士习民风会有大转变。乾隆帝胡中藻案发的因由归结于江西风俗浇凌，遂加以严肃整饬  ，同时
，他采取恩威并用的手段，一面对胡氏处以大刑，一面又“法外开恩”，省释子弟
，赡养其母 ，以表圣德。

从胡中藻诗狱的整个发生过程来看，乾隆帝实则是采用先入为主的办法进行处理的 ，他先是盯上了胡中藻 ，然后诏令海内官员罗织罪证，这些官员唯马首是瞻 ，努力凑齐证据锁链，实际是因人治罪 。他对诗集题目、正文的解读大抵都是强制牵合、捕风捉影 ，而又将诗案的发生归咎于地方风俗浇薄上
，同时恩威并施，在处死胡中藻的同时，又特意对其亲属格外开恩
，如此顺水推舟 ，其政治手段已然是颇为娴熟的技艺了。

胡氏本是一寻常的士子 ，完全不必让乾隆帝如此费神 ，然需要指出的是，诗狱成为一种权力象征，清帝试图用此来彰显权力的独一无二性 ，舍我则无第二人可以用此种象征 
，这就是诗狱的耐人寻味之处。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在《迫害与写作的艺术》（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一书中指出
，迫害无法阻止一个人的独立思考与独立思想的表达 ，因为一个人可以安然无恙地将自己知道的真理告知厚道、可靠的熟人，倘若他能够采取字里行间的写作方式，而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危险。在先入为主的文字治罪办法之下，任何一个自以为不会因表达带来危险的人都极有可能被网罗其中 ，无论表达多么高明 ，笔法多么精到 ，在“别出心裁”的解释者眼中都可能读出新的意义来。